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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氏家族奋斗的要义——共谋天下
我举一个有关家族奋斗的例子。当美籍华人骆家辉第一次宣誓就职华盛顿州长时,他讲述了他的家族故事。“一百多年前,我的祖父在未满二十岁时从中国来到美国,靠给人家做佣人换取英文课程。他那时所在的地方距离华盛顿州长的官邸仅仅一英里。但是我的家族花费了一百年时间才走完这一英里(相当于1.6公里)。这是一段只有在美国才有可能发生的旅程。”
其实这样的旅程,中国也有。二千多年前有个人叫大骆,他有个儿子叫非子。非子精通畜牧,善于养马,多次受到天子嘉奖。公元前891年非子被周孝王赐姓封地到中国甘肃天水这个地方,后世尊他为秦非子。这个家族从甘肃天水游牧到入主陕西咸阳(西安),走过了近七百年的奋斗历程。从部落到秦国,从问鼎春秋五霸到战国七雄,在这六七百年间大秦世家富国强兵,励精图治,上下齐心,知人善任,最后统一六国。中国秦朝开启郡县治理模式,首建中央集权制度和政权机构运行至今。
二千五百年前秦帝国的郡县模式延至今日,还发挥着古老的治理功能。我们现在,从很多中国模式中,还能切身感受到,大秦世家在曾经的六七百年间里,走向强盛时落下历史的沉淀。这些家族史实后人能够知晓,亦是多多益善。
2007年我使用家用电脑访问互联网,加入大秦世家QQ群,取得了与全国宗亲联系的途径。从那以后,我开始融入到宗亲互动中循着蛛丝马迹,追本溯源。
我首先回顾一下史料上记载的秦国国君。大秦世家从立国到问鼎春秋五霸,从战国七雄到统一中国,历经六百多年,一共有三十多位国君。后世有史料较详细记载了助秦国走向强盛的诸位国君。他们分别是秦穆公、秦孝公、秦惠文王、秦武王、秦昭襄王、秦庄襄王、秦王嬴政。
第一位,秦穆公。
秦国的崛起可追溯到秦穆公称霸。在部分史料中被认定为春秋五霸之一。秦穆公非常重视人才,其任内获得了百里奚、蹇叔、丕豹、公孙支等贤臣的辅佐,曾协助晋文公回到晋国夺取王位。周襄王时出兵攻打蜀国和其他位于函谷关以西的国家,开地千里,因而周襄王任命他为为西方诸侯之伯,遂称霸西戎。
第二位,秦孝公。
秦国立国较晚,又偏处关中一隅,在战国中后期仍然是综合国力较弱的一个诸侯国。如果不能变法图强,秦国崛起无异痴人说梦。秦孝公为此起用并重用商鞅,施行变法。商鞅变法使秦国迅速发展,国富兵强,由此开启了秦战胜六国的经济与军事强势。秦孝公任用贤能变法图强为秦国以后的快速持续发展夯实了根基。
第三位,秦惠文王。
秦孝公下世,继位的秦惠文王虽然车裂了商鞅,但商鞅的法令却没被废止。因此,秦国的崛起并未因秦孝公和商鞅之死而中断。秦惠文王不因人废法,实为过人之举。
秦惠文王即位后,随着商鞅变法后秦国的迅速崛起,六国有识之士意识到秦国的强大对他们构成了潜在的威胁,于是积极寻找对策,开始用联合(合纵)的办法对付秦国。这是秦国崛起之后面临的新的重大课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六国联军将会重创秦国,秦国的强盛也会因此夭折。虽然,此时东方六国中的任何一国都不足以对强秦构成重大威胁,但是,若六国联合成功,以六国之力攻打一秦,即使秦国已经很强大,仍然是无法承受的。在这种情况下,秦惠文王审时度势,重用纵横家张仪。张仪根据新的形势与发展势态,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连横策略,对六国一一瓦解,逐个击破,最终化解了六国的合纵之谋与军事行动。秦惠文王也为秦国统一大业的继续发展做出了自己的杰出贡献。
第四位,秦武王。
秦武王“通三川,窥周室”。 任甘茂、樗里疾为左右丞相攻下了军事重镇宜阳,洞开了韩国的西大门,秦兵从此可以畅通无阻地直插韩国的腹地。
秦武王这样一位在位仅仅三年的青年君王,在秦国统一天下的大业中圆满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第五位,秦昭襄王。
秦昭襄王时代,秦国对六国已经占有压倒性优势。秦昭襄王多次任用魏冉为相,提拔白起为将,持续攻打三晋。白起伊阙一仗,打败韩、魏联军,杀死二十四万人。秦赵长平之战,白起坑杀四十万赵兵,赵国一战就损失了四十五万精锐,实际上已被打垮。此时的天下只有赵国是秦灭六国的最大障碍,秦昭襄王基本摧毁了赵国的有生力量,使六国之中再没有一国能够和秦国单独过招,这进一步造就了秦灭六国的历史大趋势。
此外,秦昭襄王又任用范雎为相,采纳了范雎著名的“远交近攻”策略,制定了秦灭六国的大政方针。正是“远交近攻”四个字改写了中国的历史,使秦国兼并六国统一天下有了一个总体战略方针,也使秦灭六国的大趋势日趋明朗。
第六位,秦庄襄王。
秦庄襄王即异人。他重用吕不韦为相国,攻取韩国的军事重镇成皋、荥阳,建立了三川郡。韩国西边有两处战略要地,一是宜阳,二是成皋、荥阳。秦武王拿下了宜阳,如此一来,秦军就能够直达洛阳。而后,秦庄襄王又拿下了成皋、荥阳,这样,秦军便可以直达大梁(今河南开封)。三川郡成为插在韩、魏两国腹地的一把尖刀。攻下宜阳、成皋、荥阳,秦军就可以随时马踏中原。
不仅如此,秦庄襄王还利用赵、燕之战,攻取了赵国榆次等三十七城,致使赵国土地锐减,进一步削弱了赵国的国力。
第七位,秦王嬴政。
嬴政除掉嫪毐集团、吕不韦集团,巩固了政权。嬴政制订的先灭韩,继而灭赵、魏的顺序是完全正确的。在统一天下的整个进程中,除了在灭楚问题上,嬴政基本上没有犯什么错误。在嬴政灭了韩、赵、魏三国,击溃燕军主力并基本灭燕之后,天下只剩下齐、楚两国。嬴政此时有些自满,他听信了李信二十万军队就能灭楚的话,对老将王翦所持的灭楚非六十万军队不可的建议不以为然,反而认为王翦因年老而怯战。结果,李信大败而归。事实证明,王翦有先见之明。嬴政此时完全不顾及个人的尊严、脸面,立即登门向王翦道歉,起用王翦率六十万大军灭楚,并且答应了王翦所有的财产要求。最后,王翦顺利灭楚。
纵观秦国以上国君谋求共赢,知人善任。这是非常不容易的。秦王嬴政前任的所有国君为秦国的逐渐强盛都做出了自己的杰出贡献,因此,到秦王嬴政时期,一切都似乎水到渠成。西汉贾谊《过秦论》认为秦王嬴政是“奋六世之余烈”。这就是秦国统一天下的历史必然性。而且,难能可贵的是,在秦国的这几位国君身上,还有一个共同特点,这便是秦国的共赢战略,以上诸位国君由弱转强无不是与谋臣战将、士族子民共谋天下所得。共谋天下为秦国的发展带来人才优势与智力支持。
秦国自孝公以来的七位国君都能够完成自己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决非偶然,其中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是这七位国君都非常重视发现和重用人才。战国七雄之中唯独秦国在重用人才方面成就最为突出。秦国重用人才有三个明显的特点。
第一,任人唯贤。
先秦时期“士为知己者死”。这几位国君都重用了秦国以外的人才。比如孝公重用卫国人商鞅,惠文王重用魏国人张仪,武王重用的是楚国人甘茂,昭襄王重用的是魏国人范雎。庄襄王重用了卫国人吕不韦,嬴政重用了楚国人李斯、魏国人尉缭,而且,嬴政手下的名臣将相还有许多六国人。这些人才都与秦国统治者毫无血缘关系,但却备受重用,可见秦君不是任人唯亲,而是任人唯贤,选才不以国别为界。
第二,用人不疑。
比如秦孝公不顾旧贵族的极力反对,坚定不移地信任商鞅,始终如一地支持商鞅推行变法改革,这就是用人不疑的显例。秦武王面对大量状告甘茂的上书,最终还是信任甘茂,继续增兵,终于攻下军事重镇宜阳,洞开了韩国的西大门。到秦王嬴政时,韩人郑国入秦做间谍被发现,宗室大臣趁机建议逐客,李斯上《谏逐客书》,透辟地阐明了重用人才与秦国强大的利害关系。嬴政大为称赏,立刻废除逐客令,提拔李斯为廷尉,信任倚重李斯几十年。这种用人不疑的做法,对国家治理与强盛来说,是必须的,也是非常必要的。
第三,共谋天下。
比如秦孝公“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在商鞅看来秦国国君胸襟开阔,敢与权臣分享秦国,公器之心可昭日月。只此一点,堪称真心求贤。这种谦恭、礼贤下士的态度,怎能不让人竭尽所能地助秦一臂之力?这说明,秦国国君是很擅长共赢之道的。
这些事例也一再证明,秦国历任国君始终如一地把共谋天下当作一个家族的奋斗要义。他们身上都负有由弱变强的强烈愿望及行动,最终促成了秦统一天下的历史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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