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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士文及其东蒙秦氏
秦士文（1569—1628），字质之，号彬予，明万历三十二年进士。历任宝坻、密云、长治知县，礼部祠祭司主事、祠祭司员外郎、主客司郎中，陕西承宣布政使司右参政兼提刑按察使司佥事，山西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宣府巡抚，兵部右侍郎、左侍郎，兵部尚书等职。先后历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朝，清廉为政,赤心报国。文献称其“三任剧邑，所到称能。号令严明，边人詟服”。“统六师，掌邦政，著绩严疆，丰裁凛凛，朝野共钦”。是明末著名政治家和军事家。著有《宣府奏议》九卷、诗文各两卷。 第一章 先辈洪德善行盈蒙山汶水 兄弟文韬武略同金榜题名 秦氏是国之大姓，位居全国姓氏之七十八位。椐唐代《元和姓纂》、宋代《广韵》记载，秦氏系黄帝之孙颛顼之后，颛顼之孙伯益协助大禹治水有功，赐姓赢氏。伯益之孙非子有功封于秦邑，非子之后襄公救周有功封诸侯于雍，襄公之后赢政统一华夏建立秦朝，秦朝灭亡后，其子孙以国号为姓，遂为秦氏。其后一支由陕西迁居山西云中一带，东蒙秦氏为山西籍西晋太常博士秦秀之后。洪武年间，随国之移民由山西洪桐县迁居山东单县张集乡黄堆集村。明建文元年（1399），惠帝朱允炆与燕王朱棣围绕削藩护藩展开了历时四年的“靖难之役”，千里华夏生灵涂炭。建文四年(1402)元月，频频南侵的朱棣率数十万大军，绕开朝廷重兵防守的德州、济南，取道馆陶渡河，占东阿、克东平、破单县，大军直逼南京。秦能兄弟三人在避乱中失散。兄长秦能流落到山东省蒙阴县常路镇北楼村安家。二弟秦旺漂泊到山东省日照定居。三弟秦迪流浪到山东省禹城立业。清雍正已酉年，蒙阴秦氏自修家谱，尊秦能为东蒙秦氏之始祖。自此，东蒙秦氏成为秦氏大家庭中的一个独立分支。 东蒙秦氏忠厚立世，勤俭传家。至二世秦敬，家况已日渐宽裕。时值称颂的是，原居祖籍单县的堂兄秦纮（1426-1505），字世英，谥“襄毅”。于景泰二年举进士后，累官至户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加太子少保，成为明代中期名臣。 至三世秦复安(字处士)，家境日益富裕。 到四世秦纪（字珠谷），已是富冠东蒙。时秦纪见县内龙泉寺颓坏，与秦复安商量后，于嘉靖三年（1524）二月至嘉靖五年（1526）八月，历时两年零六个月,耗银五百两重修龙泉寺。建成山门、佛殿、观音殿、伽蓝殿及塑像，寺院一时“宏深壮丽，金碧辉煌”。嘉靖六年（1527），时任南京工部尚书的崔文奎亲撰《重修龙泉院》记之（原文载《蒙阴县志》康熙十一年版），高度赞誉秦复安、秦纪功德善行。 至五世秦弘（字嶅南、庠生、候选主簿），家境更加富庶，此时,家族人丁兴旺、田产剧增。嘉靖三十二年（1553），蒙阴连年重灾，饥民易子相食。秦弘出粟万石救助贫穷，当场焚烧借券，不求偿还，并将余粮悉数拿出煮粥赈灾，活万余人。明世宗朱厚熜闻知此事，亲下诏书彰其义行（载《蒙阴县志》康熙十一年版）。秦弘一生屡受诰命，累赠至资政大夫，兵部尚书。配陈氏，诰封夫人。 至六世秦希夏（字思嶅），开始请博士教授弟子，习举子业。时县衙丁、地两税加剧，家境渐衰。秦希夏遂出游京师。时皇陵正在施工，民工逾万人，人多杂居，疫疠暴发。秦希夏至孝，因照顾老人故，潜心钻研黄歧之术，经冯琦（字琢庵，山东临朐人，官至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推荐，在工地设肆施药，得救治者以数千人计。三年后，皇陵竣工，秦希夏因功晋太医院御医俸吏目。不久，告老还乡,在蒙阴县城置业定居。嘉靖四十一年（1562），邹、滕两县流民倡乱，县中大姓皆弃城而逃，独秦希夏倡以大义，坚守城池，余州县多被抢掠，蒙阴却毫发未损。秦希夏一生屡受诰命，累赠至资政大夫、兵部尚书。配公氏（翰林院编修、赠礼部右侍郎公家臣之妹，翰林院侍读学士、赠礼部尚书公鼐之姑），诰封夫人。常路镇其墓前建有“崇诰坊”。 秦士文乃东蒙秦氏第七世。隆庆三年(1569)二月初十出生于蒙阴县西乡（今新泰市汶南镇）杨庄。生而颖异，五岁即能读孝经，习幼仪，举动潇洒儒雅。少年随父亲秦希夏游京师，与王霁宇（字象乾，河北新城人，官至兵部尚书）之子王舆梓、葛龙池（山东桓台人，官至工部侍郎）之子葛少池同读，二公常以秦士文为榜样教育二子。万历十三年（1585），归试故里，举第一，补庠生。万历十九年（1591）试居超等，补廪生。犹善策论，督学李化龙器重之。万历二十一年（1593），选拔贡入国子监读书。万历二十二年（1594）顺天府乡试中举人，其才华受到萧良有（字以占，湖北汉阳人，官至翰林院编修、侍读学士）赏识。万历二十三年（1595）京都会试，因文章过奇未取，遂讲学燕京。平时喜读历代史及典礼兵形、钱粮律历和盐铁之道，喜爱太公八卦阴阳之术，然只详其意而从不为之。别人不解，他说：“天之所以与我必用我，岂能以雕虫小技求生活与诗酒间也”（《秦士文事略》）。万历三十二年(1604),参加京都会试中进士。其弟秦士桢，字木成，号贞予。刚毅果敢，文名冠世。天启二年（1622）举进士。据文献记载：中进士时，殿试拟元，因卷上礼部印章有污渍，主考官惧上责怪未敢上荐，屈居二甲第一名（《蒙阴县志》康熙十一年版）。此后，乡人在蒙阴县西关建 “兄弟进士坊”。 第二章 三任繁邑为黎民鞠躬尽瘁 三任郎官为社稷定谥立典 秦士文举进士后，隶事白云府。万历三十四年(1606)授顺天府通州宝坻知县。宝坻取《诗经》中“如坻如京”之意命名，是一个汉、回、满、壮、蒙古等少数民族聚集区，民风淳朴，渔盐丰盈。秦士文上任后，“清徭粮、革火耗、核屯田、理狱讼、辟书院、倡教化”社会风气蔚然一新。宝坻银鱼是朝廷贡品，内使常来强征扰民，渔民苦不堪言。秦士文出面议定贡额，由地方如数贡送，请罢内使，民众无不称颂。宝坻与三河、香河两县（今河北境内）湿地相临，每年为泄洪常常引发械斗，多次酿成大案。秦士文倡议三县共同出资筑高台、植树木进行治理，并以法弹压，多年争斗遂绝。时宦官高淮(宝坻县大口屯人)奉旨抽税山海关，私养家丁打手千人，仗势骚扰府县，劫持民财，走私货物，百姓恨之入骨。凡横行乡里、霸人田产者，秦士文均予以拘捕治罪，并多次奏请顺天府巡抚刘白梧、蓟辽总督蹇达弹劾高淮。高淮伏法后，秦士文名声大著。 万历三十五年冬（1607），秦士文因治县有方，调任顺天府昌平州密云知县。密云县素有“燕国天府”之称，渔阳（今蓟县，原属密云）又居边塞，为佐辅要地，因而密云承担着实民政、佐军机的双重责任，历来非精干官员不能胜任。秦士文到任后，“劝农桑、清积案、明教化、弥盗奸、兴教育、革陋习，以民政佐军机，政绩卓然”，使全县上下政通人和。万历三十六年（1608）十月，鞑靼台吉诸部侵犯边境。鞑靼是退据蒙古高原的北元政权及其治下的蒙古族部落，骁勇善战，然当时边防废弛，粮草空虚，兵甲不足，直到鞑靼进犯到“京都门户”古北口（今北京东北边界），朝廷还在为粮草、兵械不足迟迟无法出兵。时总督蹇达求助秦士文，秦士文当即以商贾为质，购军械、筹军粮，一天一夜筹足出征物资，保证了明军及时出征击退鞑靼。万历三十七年（1609），总督蹇达应西路副将之请，修筑长城墙子岭一带内女人墙。秦士文亲临考察，发现筑墙名为御敌，实为述职考绩邀功之需，且要损坏多处民间田居。秦士文即向总督提出修城十弊，坚决抵制了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受到百姓拥戴。 万历三十七年(1609)，秦士文任职满三年，考绩优等，授文林郎。同年十二月，母病逝，遂赶赴山东蒙阴老家丁忧。 万历四十年（1612年）九月，秦士文任满后，补山西省潞安府长治知县。长治县位于上党腹地，雄琚太行之脊，山川雄胜，物阜民殷。素有“宗藩大国”、“山西巨郡”之称，历代为兵家必争之地，县名即取“长治久安”之意。秦士文到任后，清理民政狱讼、确定绸贡数额，罢免内使骚扰，使长治面貌迅速改观，邑人争相称颂。 万历四十一年（1613），秦士文按惯例进京参加逢辰、戌、丑、未岁朝觐（时为癸丑年）。因铨叙优秀，晋礼部祠祭司主事。祠祭司主管祀典、天文、国恤、庙讳之事。次年，受礼部尚书何昆柱之命，主持万历三十八年以来名臣封谥。秦士文“持衡清议、不附权贵、考证详实”，共有四十四名贤能之臣获美谥。他对求情者一律严拒:“易名之典，荣辱千秋，必此人不亏其典，予不敢因情市恩”。其清廉公正赢得当时朝野钦服。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秦士文将秦希夏从老家蒙阴迎养京城官邸。时已中举的秦士祯同行，一家四代，欢聚一堂，尽享天伦之乐。是年恰逢秦希夏七十大寿，诞辰之日，京地官员慕秦希夏之名和与秦士文之谊，纷纷前往祝贺。后任礼部尚书的盛以弘、王思任，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太子太保贺逢圣，翰林院右替善、礼部右侍郎骆从宇、丘士毅、彭凌霄；后任工部尚书、太子少傅的薛凤翔；后任礼部尚书的林学曾、谢启光，南京礼部尚书兼都察院副都御史倪思辉；后任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副都御史的熊文灿，兵部侍郎魏应嘉、张宗衡；后任吏部待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的黄儒炳；后任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的杨守勤；阳武侯、太子太师薛濂；东宁伯焦梦熊等71位官员亲笔书丹为秦希夏祝寿，盛况空前。秦士文为感谢同仁厚爱，将所题诗文真迹分两卷装裱，定名为《秦太翁寿章》，并亲笔于前题撰《乞言小契》《乞言续契》《左书》和《目录》，嘱后人作为“传家之宝，世代珍藏”，成为研究明史及明代书法作品的珍贵资料。 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秦士文晋礼部祠祭司员外郎。因其喜爱阴阳之学、通晓历法，奉命监制《大统历》，使历法为之一新。万历四十七年（1619），晋礼部主客司郎中。主客司主管外国朝员接待、赏赐事宜。秦士文针对当时司内纪律松弛、疏请不报、外国使臣近千人滞留国内不返以刺探国情等情况，奏请一一调处，顿时司内秩序井然，被誉为礼部不可多得之干才。 第三章 备兵岷洮除流弊有口皆碑 长城内外战鞑瓦千古留名 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二十一日，万历帝驾崩于乾清宫。八月初一，泰昌帝继位，正在任万历帝丧事提督的秦士文，因熟悉边事，急晋陕西承宣布政使司右参政兼提刑按察使司佥事、备兵岷洮。岷洮辖洮河上游的临潭县、卓民县、岷县等地，是藏、汉、回、土族杂居区。自古有“西控青海，南扼巴蜀、东去三秦”之说，是军事要地。此时的岷洮，因地处偏远，法纪松驰，吏滑将骄，军备懈怠。秦士文到任后，持大体而不拘繁杂，清吏治，严军纪，严惩贪官及失职之人，顿时副将、守令有劣迹者望风而去，其留任者洗心奉职，军心大振。 万历四十八年（1620）九月一日，仅登位一个月的泰昌帝驾崩。经过一番闹剧般的斗争，九月六日天启帝继位。天启元年（1621），秦士文奉旨巡阅河西诸镇，河西东起乌稍岭，西至玉门关，武威、张掖、嘉峪关等镇分布其间，横贯2000余里。沿途荒漠峻岭，车舆难行，秦士文骑马昼夜驰骋于番部中，五个月往返行程近万里，历尽风寒霜苦，掌握了边情，督导了边备。岷洮与瓦剌火落赤部落一墙之隔，瓦剌是蒙古西部一游牧民族，英勇强悍、善骑射，长期侵扰边境。正统十四年时（1449年），曾举兵攻明，在土木堡俘虏了率军亲征的大明皇帝朱祁镇。秦士文针对兵力单薄，修筑城墙，强化军备，并推行“清隐占、补行征、惩贪墨、兴屯利、明烽堠、兴茶马、革互市”等政策，三年间，瓦剌匹马未入，我方未折一矢、未损一兵、未糜一粟，镇服瓦剌，保障了疆土和百姓生命财产安全。 天启三年（1623），秦士文因军功政绩晋山西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离岷之日，百姓百里夹道相送，哭声震天，车舆不能前行。秦士文于三岔驿挥泪告别乡人。离任后，乡人在岷建祠祭之。 秦士文为人耿直、为政廉洁。备兵岷洮期间，时上规定朝廷下拨粮饷按日标准下发，然朝廷拨付时却误按每月三十天计算，这样因大小月原故，每人每年可节约6天粮饷，近十万官兵三年多时间节约了大批饷银。秦士文离岷时，将节余粮饷作成表册上交朝廷。在当时地方官员克扣粮饷成灾的情况下，秦士文之举令熹宗大为感动，当即下旨命户部核实准确后，全数奖给秦士文购置田产或赡养老人之用。 秦士文入晋阳（今太原市）任山西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仅三个月，父病逝，遂返乡丁忧。丁忧其间，秦士文用熹宗皇帝奖赏的饷银，在蒙阴城西关建成占地二十四亩西宅,并扩建杨庄园林（今属新泰市汶南镇），西宅前为二层沿街楼阁，院内分前厅、后厅、大金斋、小金斋、左廊坊、右廊坊等建筑，设九个独立院落和一个后花园。这些建筑椐秦之骥（字称甫，号方麓，秦玑之子、秦士文之孙）《耽野居士序》记载：先遭清顺治四年兵燹，“邑墟于兵，庐烬于煌”；后历康熙七年地震，“一时城居乡宅，倾圮无余，向时之巍峨，尽为荒烟瓦棘。”其后虽经修茸，但远不及当初之富丽。其居直至解放后拆除为政府单位征用。现尚存有上马石等遗迹。杨庄园林之亭台楼榭，清代先遇地震、后遭火灾, 清末以后逐渐颓废垦为农田。秦氏后人用园内过火后的桂花树桩刻制的笔筒尚存，园内数株本地罕见的粗大的虎皮松，五十年代才被砍伐。至今当地尚有“从北京到南京，杨庄才有虎皮松”之说，可见当时园林规模之宏大。 天启五年（1625）冬，秦士文服满后进京，在京都为官的乡人杨范我、葛少池陪同入吏部报到，因当时官位无缺又临近春节，秦士文即返乡待缺。时鞑靼十余万人逼进宣大一带，有突犯之情形，急需得力干员赴前线主持军务，因秦士文备兵岷洮政绩卓越，遂急召返京。圣旨抵达蒙阴已是大年除夕，时秦氏一家正在欢度新春佳节。因边事紧急，令接旨即返。秦士文遂于当夜提前送家堂后起程返京。这是他最后一次以官身回乡，也是在家过最后一个春节。为纪念其忠君之举，秦氏后人自此每年大年除夕送家堂，并沿续至今。 秦士文抵京已是天启六年（1626）正月上旬末，当天入朝觐见，次日即以山西观察使衔备兵怀来。随之加山西承宣布政使司右参政。怀来（今怀来县）位于张家口东南部，是北京连接西部的边陲要地,是阻止鞑靼入侵的重要屏障。不久，宣府巡抚晋工部侍郎，秦士文遂晋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宣府。宣府（今宣化县）“南屏京师，后控沙漠，左守居庸之险，右拥云中之固”（《读史方域纪要》），是明代九大重镇之一，也是保卫京师，防御蒙古族南下的咽喉之地。宣府所辖长城东起顺天府昌镇界火焰山(今北京延庆县境内)，西至大同镇平远堡(今山西大同市境内)，管辖长城1226里，分八路设防，设12卫、1所、28关堡，编制兵力126395人。当时，瓦剌和鞑靼黄台吉青把都诸部落近三十万人沿宣府辖区边境驻牧，初在上谷开设互市，尚和睦相处，后摩擦渐生，多次入寇抢略洗劫。秦士文到任时，所辖八路官兵仅七万九千人，老弱病残近半；军马、骆驼三万四千匹，疲弱者近半；屯粮仅虚有其名，欠军饷达数十万。恰时逢荒年，兵屯欠收，官兵衣食无着，军心涣散，将士疲惫不堪。九月，鞑靼毛乞炭挟赏不遂，繇盆儿梁率部入侵常胜堡、宁疆堡（今河北赤城县境内）。秦士文急令副将刘炳业领兵赶至骆驼山（今赤城县境内）以火炮将敌击退。参将张承宪赶到连冲五阵，重创敌人，敌人急退。张承宪邀功心切，凭勇穷追，误中埋伏。副将孙尚智见状观望不前，临阵脱逃，致使张承宪部全军覆没。次日，秦士文率部赶到，始将入侵之敌击退出境,秦士文随即解除孙尚智副将(武职正三品)职务。 骆驼山之战虽击退犯敌，但因损兵折将，秦士文受到熹宗斥责。秦士文上书尽言军中实情和初上任之难，熹宗谅之，始下拔粮饷，保证了各路官兵给养。 骆驼山之战后，秦士文着手整饬军务，时奉旨出镇九边宦官葛九思挟重市权，以钦差自居，处处插手军务。秦士文为实现自己的治军主张，一方面极力同钦差监军搞好关系，另一方面直接摊牌：“吾与贵人同为上之臣子，治一方人，贵人行事应谨慎无害于兵民，然贵人你却不恪守规定，请你行事多为地方治考虑。”秦士文凭借着自己长期出任军政要职、熟悉军政边事等优势，恩威并重，竟使葛九思心服口服，言听记从，使其能够大胆改革边务。一方面“宣恩威以厉士气，宽法纲以怀将心，屯盐粮以佐军需，清抚赏以结属夷，革冒滥以杜漏卮，慕强锐以补缺伍，明侦探以时备御”（《秦士文事略》），一方面为节约开支、提高效率，罢幕府、简幕僚，严惩侵占公有钱财的官吏萧文中等人，为便于临战指挥，在宣府西北百里以外的长城要塞上谷（今张家口市）设署办公。上谷山川环抱，群峰突兀，地势险要，乃“京畿之锁钥”（《畿辅通志》）。秦士文身先士卒，亲居边塞要冲，士气为之一振，奢糜松懈之风顿消，吏治军备井然。 宣府所辖长城以外，驻牧的瓦剌、鞑靼中有七庆台吉部落。天启七年（1627）正月，秦士文得知台吉部有突犯情形，急命下西路副将李时芳，洗马林（今万全县境内）副将杜维栋，各领兵三千与要路埋伏，副将焦迎恩、徐冕统兵三千迎敌。至时，伏兵四起，将士奋力冲杀，台吉大败，取得三十年不多得之奇捷。台吉派遣使臣乞和。熹宗闻知，加秦士文从三品服俸，赏白金彩绮。 同年五月，蓟镇（今蓟县）报告，鞑靼火落赤骚闹台吉会合湿布抽扣儿毛乞炭，集合诸部万余骑计划进犯龙门所（龙门守御千户所，今赤城县龙门所镇境内），秦士文命叶凌汉领兵八千驻防滴水崖堡（今赤城县后城镇境内），宁远堡（今张家口市老鸦庄镇境内）一带，刘炳业统兵三千驻长伸地（今赤城县境内）一带，胡升、沈明泰统兵五千骑与同参将张樊功部驻防龙门所、牧马林堡（今赤城县龙门所镇境内）一带，蓟门游击闾守信领兵三千居要害地为援。是月，敌人九千余人分三路入侵，一路驻扎镇安堡（今赤城境内）附近、一路驻扎七絳烽（今赤城县境内）、一路驻扎永宁堡（今延庆县境内），并每日派骑兵四处侦察。秦士文立即调整部署，令副将王景统兵驻上哨，宋亮统兵驻夏家冲（今赤城县境内）辅之；朱邦贤统兵驻中哨，孙习吉领属夷驻长伸地辅之；蒋应武领兵驻下哨，王天宠领兵驻云州堡（今赤城县境内）辅之；叶凌汉、姚应卿统精骑做预备队，大帅杨国勋、裨帅江梧驻龙门所，秦士文自统精兵居中，上北路冯一鸿、下北路张王佐负责从云州堡、雕鹗堡（赤城县境内）押运粮草，赤城监司张君率精骑突袭敌阵，采用火攻战术，辅以诸军围剿,大败鞑靼。不久鞑靼遣使求和，并表示认罚进贡。 同年六月，下西路洗马林（今万全县境内）副将杜维栋报告，平湖台了望哨发现敌骑兵向边境地区集结潜伏，可能进犯黄家堡（今万全县境内）。秦士文即令杜维栋领兵三千、徐冕领兵三千分两路堵截，刘炳业领精骑七百，王景、朱邦贤各领精兵五百于要路埋伏。次日松木儿、下刀儿部入侵黄家堡，杜维栋纵骑当先追杀敌人至榆林堡，（今万全县境内），刘炳业等率领的伏兵先用大炮轰击，后合兵追至新河堡（今万全县新河堡镇境内），突然敌人一支伏从山中杀出，正在危急之时，李时芳、聂澄领兵一千二百人赶到，随之秦士文率五千骑兵到达，合力戮敌，获大胜。 天启六年至七年，宣府战事频繁，秦士文虽年近花甲，仍披甲治军，常数日目不交睫，长期鞍马劳顿，须发尽白。其边功政绩，赢得满朝钦佩。 天启七年春，秦士文晋兵部右侍郎，仍巡抚宣府。 入主兵部患病三疏乞归 公报私仇遭巫陷遗恨终生 天启七年（1627）八月二十二日，天启帝驾崩。 八月二十四日，崇祯帝继位。崇祯继位后，即着手清除长期把持朝政的魏忠贤。九月，杨所修首先弹劾魏党。同月，秦士文以兵部右侍郎身份奉召回兵部理事，同时晋杨所修右副都御史管南京通政司事（《崇祯长编》）。 十一月，魏忠贤在贬凤阳途中自缢身亡，清理魏党行动全面展开。同月，秦士文晋兵部左侍郎。同时奉旨的有袁崇焕、贾继春、李若桂、费兆元、张归枢等分任各部左右侍郎和都察院右佥事（《崇祯长编》）。 十二月，秦士文以兵部左侍郎署掌京营戎政。同时奉旨的还有张圣方、李师元、周昌晋分任文选司、考功司和都察院职务（《崇祯长编》）。 崇祯元年（1628）二月，秦士文晋兵部尚书、署掌京营戎政。同时任用张翼明、李养中为兵部右侍郎（《崇祯长编》）。 当时的朝廷情况十分特殊，可以说从内阁大学士、六部尚书、都察院到地方总督、巡抚都是魏党人物。而秦士文虽为兵部尚书，却不是魏忠贤扶持的，而是由崇祯帝把他从边塞召回京，从一个兵部右侍郎身份的巡抚，在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内一步步委以要职，不仅交给他了军权，还交给他了京城的卫戍权，可见崇祯帝对他的信任程度非同一般。然而，一些典籍凭推论以讹传讹。如《中国人名大辞典》称：“秦士文，万历进士，累迁佥都御史，巡抚宣府，号令严明，边人折服，以功加兵部右侍郎。于宣府建魏忠贤生祠，俄进兵部尚书”。其实，秦士文晋兵部尚书等要职都是崇祯的提携，与早已死去的魏忠贤毫无关系。 崇祯元年（1628）二月，京城清魏党进入高潮。户科给事中阎升首先弹劾李蕃、李精白为魏忠贤建生祠。户部尚书郭允厚、兵部尚书秦士文等受到牵连。 。 秦士文为何受到连累呢？天启七年春，宣大总督张晓决定上疏请为魏忠贤在宣府建生祠，并请皇帝申请祠额，天启帝题祠名“隆勋”，并批准建祠。上疏时虽以总督名义，但身为宣府巡抚的秦士文、宣大巡按汪裕、张素养同时署了名（《先拔志始》）。秦士文虽非主要责任，但他当时职务仅次于张晓，因此也就难免其咎。 时年60岁的秦士文，长期奔波在抗击鞑靼、瓦剌一线，连绵不断的战事使他须发尽白、体弱多病。他借机向崇祯帝提出回老家养病的请求。不知是崇帝对他各外宠爱，还是考虑到他的职务特殊，竟在这个关口批准“赐归调理，病痊起用”。 二月底，秦士文回到蒙阴老家闲居。 三月，朝廷因功荫秦士文一子入国子监读书。可见崇祯对他受牵连之事没有深究的意思。然而让秦士文意想不到的是，更大的危机就要到来了。 四月，乔若雯（万历四十七年进士，河北临城人,时任礼部主事），见有机可乘，上疏弹劾秦士文在宣府迎导魏忠贤画像，口称“上公公万福”，并行五拜三叩之礼。随之二次上疏，弹劾秦士文追随内阁首辅魏广微，指使其党徒陈九畴（弘治十五年进士，菏泽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张讷（佥都御史）、智铤（监察御史）排除异己（《明史》）。并由宣府兵备道张宗衡作证，要求部院议处。 当时正值清除魏党的风口浪尖，秦士文虽不在职，但仍任崇祯朝军、警最高长官，虽明代作为中国最民主的一个朝代，任何人都随时可以毫无顾忌的批评皇帝、指责朝廷、弹劾高官，但特定的时间和秦士文所处的特殊位置都决定了他政治生命的结束。 秦士文是否涉附魏案，史学界一直颇有争议。其一，魏忠贤真正掌握朝柄在泰昌元年至天启七年上半年，这7年多时间中，秦士文三年在蒙阴老家为父丁忧，三年在偏远的陕甘边塞巡防，两年在晋冀边塞忙于战事，不可能攀附上红极一时的内阁首辅魏广微，更不可能攀上魏忠贤。其二,陈九畴先任甘肃巡抚、后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应为秦士文上级，秦士文晋兵部右侍郎后，一直在万全前线与鞑靼鏊战, 不久崇祯帝继位，指使陈九畴等打击异己之说难以成立。其三，天启七年（1627）三月，总督张晓请建生祠，时秦士文自该年正月至六月一直在上谷、赤城、万全等地主持军务，并取得了三战三捷之战果，史之有载。秦士文一向对宦官干政十分反感，五月钦颁魏忠贤画像至宣府时，恰逢阳和（今山西阳高县西北）战事，秦士文由上谷急赴阳和督战，只有监司、总兵以下人参与迎导。更谈不上迎导和行五拜三叩之礼。其四，以当时情形，即使秦士文真的参与了迎导魏忠贤画像也不值得乔若雯两疏弹劾。因天启年间，魏忠贤独揽朝政，浙江巡抚潘汝祯为讨好魏忠贤，首建生祠，天启帝准奏，并亲赐名为“善德祠”。“自是上至督抚大吏、下至武夫商贾、争相颂德立祠”，致使“诸方效尤，几遍天下”，一时“奏章无巨细，争相颂忠贤”《明史》。御史刘之待迟转建祠疏文被削籍，遵化道耿如杞入祠不拜被论死。因为当时整个中国“建祠已形成一种潮流，即使为了保护自己也不得不随潮流而动（《中国通史》）。”其五，秦士文抚宣其间，与主政之魏党应无瓜葛。当时巡抚一般是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衔或兵部侍郎衔，而秦士文作为九大重镇之巡抚，仅是右佥都御史衔，如有瓜葛恐不致如此。且内阁大学士、礼部尚书魏广微，吏部尚书崔呈秀，新都御史王绍微编《缙绅便览》《天监录》《东林点将录》分列东林党、魏党名单，均未涉及到秦士文。 椐史料证实，乔若雯弹劾秦士文事出有因，或者说有公报私仇之嫌。天启七年（1627）三月，秦士文抚宣不久，见被称为“边墉屏障”的南山(北京延庆县境内)一带长城坍塌严重，遂筹资对道字十一号至火焰山段一万三千七百丈长城，五十座墩台进行修茸。时乔若雯以中书舍人身份，为户部押送钱粮至上谷（今张家口），秦士文宴请并备土特礼品。时宣府镇出缺，乔若雯受人之托，要求让刚受处分的孙尚智补缺。秦士文一听颇为不快，因骆驼山一战，孙尚智见死不救，致使秦士文损兵折将，受到朝廷非议。秦士文说：“使君之命不敢有违，然罪弁孙尚智骆驼山一战闻警规避，陷兵将于死地，请使君明察！”为此二人闹得不悦。此时兵备道张宗衡（字石村，山东临清人，天启元年进士）入，问道：“使节远道而来，我们备何礼相送？”时秦士文正在气头，冷冷地说：“巡抚本是肥差，但在这穷陋之地，为节支我入宣即罢幕府、减幕僚，这你是知道的。乔公品行高尚，又是内阁官员，我不敢玷污他的清名”。守道张宗衡见此情形，忙笑而退去。秦士文与乔若雯自此结怨。 乔若雯弹劾秦士文时，张宗衡暗中使人伪证，张宗衡与秦士文本是同僚、同乡，秦士文在礼部时与张宗衡就关系甚好，何张宗衡暗中行落井下石之事？这要从他们共事中的误解说起。天启七年五月，赤城之战刚刚结束，将士同乐，然万全右卫官兵到巡抚署鼓噪闹事，原因是饷银有假，秦士文逐级追查，张宗衡私自找秦士文认错，称其好炉火的朋友为之，愿受处罚。秦士文顾及其情面，遂令将劣银暂存旗鼓处，待验明真假后处之。遂命张宗衡暗中以良银易之，平息事端。张宗衡面似感激，却始终耿耿于怀。 同年九月，秦士文奉旨由上谷回兵部理事，按惯例向吏部推荐继任者，张宗衡请求推荐，秦士文知其贪墨刚愎，且有侵占军饷之劣迹，但考虑其确有军事才能、又比较熟悉边情，遂首推张宗衡、次推李养冲。然朝廷确定人选时却以李养冲代之，张宗衡副之。此虽系朝廷决定之事，但张宗衡却认为是秦士文从中作梗，遂成怨恨。事后，张宗衡差两友人携重金入京，一为疏通关节求取晋升，二有报一箭之仇之意。继任李养冲、旧吏张本怀等知情后，急信告秦士文提防小人寻事生非，并建议以贿赂罪将其治罪。秦士文复信称：“治罪系厂卫之责，吾不能以私仇陷人于法”。于是乔张合谋，在当时之大气候下，秦士文有口难辩，屈辱蒙冤。其旧吏及知情者纷纷指责乔若雯：“一双手岂能掩尽千万目，现手书俱存，将来恐不免获红牌说谎之罪”。说来也怪，乔若雯弹劾秦士文不久，竟以对先帝不尊的罪名受到崇祯帝的处分。 此时，已在老家养病的秦士文闻之坦然中又不无遗憾：“吾白首筹边，历四主三十年如一日，常思以躯封疆，报累朝恩遇之隆，虽死我之幸也。然今朝廷以浮言辱吾身，而不得吾志也。”同年五月，回家仅两个多月的秦士文心情抑郁，病情加剧，数日前仍邀挚友清淡国事，二十一日在家中危襟正坐而逝，终年六十岁，葬于蒙阴县常路乡北楼村东方山之阳。 崇祯二年(1629年)三月，朝廷欲定附逆案，起初负责办理此案的内阁首辅韩广仅以四五十人列案。重祯帝不悦，命再查。又以30余人入案，崇祯还不许，后增加到161名。崇祯仍嫌太少，命将拥载、建祠、称颂魏忠贤者均列逆案，致使党争扩大化。涉逆案官员分八类，涉及当时京城和地方高官计260余人。秦士文因乔若雯弹劾“在宣府迎导魏忠贤画像并行五拜之礼”，被列入附逆案第七类：交结近侍又次等中之第40名（《崇祯朝野记》）受到削职为民处分。因为在封建时代，封疆大吏，特别是手握兵权之人，与内臣交往当属重罪。但这时秦士文已故去十个月之久。 秦士文与魏党究竟有没有关系呢？可以肯定地说，秦士文绝非魏党人物，但作为一名封疆大吏，如果说与魏党毫无关系，在当时也不可能。椐野史记载，在魏忠贤当政时，朝廷一批高官联合给魏忠贤送了一只金杯，并在金杯上刻上赠送者名单，其中就有秦士文的名字，即史说的“馈器镂名”（《先拔志始》）。此外，秦士文在上疏中对魏忠贤有“业赫圣明之世，昭上公之功”的颂美之言，然当时地方大员上疏都由独揽朝政的魏忠贤包办，皇帝只听汇报，借机做个顺水人情似乎可以理解。这事虽不见正史，但相当可信。再就是秦士文任巡抚时，为实现自己的治军主张，对钦差宦官监军葛九思又打又拉，竞使仗权滋事的葛九思完全听命于他，甚至还上疏称颂秦士文敏捷飚飞、法纪严明等等。这说明秦士文为了自己的仕途，对魏党人物既有应酬讨好的一面，但在原则问题上也极善于把握分寸，是一个政治上成熟、手腕强硬、学识渊博、且善于左右逢源的封建官僚。 秦士文涉附逆案后，同僚旧吏纷纷上疏辩解，其亲属亦盼朝廷明察平反。然随着亲魏势力的消亡，东林党全面主政，期盼结束党争的崇祯帝，又陷入了东林党人的全面内讧。志高才疏的崇祯帝面对只尚清谈、无能治国的东林党人，完全乱了方阵。加之内忧外患，任职十七年间先后撤换内阁大学士50人，刑部、兵部尚书31人，杀死、逼死督师、总督、巡抚23人，戮杀官员无数，满朝文臣武将人人自保，崇祯也众叛亲离，当李自成部队陷城时，崇祯上朝议事，文武官员早已鸟兽散，不见一人，只要随身太监于朝恩，陪他一根长绳吊死在煤山。平反自然也就成了美丽的泡沫。 奉直大夫赵玉成（崇祯十年进士，因看透时事，崇祯十六年随平山寺主持出家。法号悟因，品行高洁，道行精深，为时人所重），为秦士文列附逆案不平，亲笔写了上万言的《秦士文墓志铭》(碑文现存蒙阴县常路镇北楼村)，颂扬其军功政绩，并赋诗曰： 第五章 言传身教嘱后人以德立世 克守大义多子孙为国捐躯 秦士文一生处世淡泊，性尚俭朴，不爱财宝，不蓄玩物，不近声色，终生无姬媵；常居陋室，食不兼味，好着布素衣，子孙事浮华必呵叱之。回乡丁忧及养病期间，不爱在家闲居，好同父老谈农论桑，遇人好谈经术忠义之事，慕诸葛武侯之为人，不满于宋儒以道学误社稷，为文清健，为人慷慨，先世所遗田居多予里人，常以布粟接济乡亲，甚得乡里口碑。 秦士文严以律己，更严格律人。他要求家人“居官者以清白自励，以点染为耻；在学者以读书自励，以奔竞为耻；为布衣者以农桑自励，以入衙为耻。”凡族人要老慈幼、少敬长、生相贺、死相吊、善相劝、过相规、难相恤。一族相与，宜公、宜和、宜让、宜忍。勿夸以财，勿轧以势，勿争名，勿夺利，勿相谑，勿相字。卑幼尊贵遇贫穷之尊长必执弟子之礼，不得挟贵；卑幼至尊长家中不得当客居位，有不平之事，必先告族长调处，不得擅自诉讼。 秦士文任山西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时亲笔撰写《秦氏宗脉碑序》，告诫后人：“后人观此碑读其文，知吾曹皆同根生，遇之有不起敬、不起爱、庆吊往来、患难扶持者，岂人情乎；有不安农桑，自食其力，奋志不帷、克绍书香，乃甘与下流为伍者，岂人情乎；有把持武断、六博局骗、百端嚣凌为乡里所切齿而侧目自罗三尺者，岂人情乎。如此相规相戒，比屋皆为循良，则族虽稍稍衰落而人情向往，鬼神呵护……”。秦士文对后人的要求和期望忠恳而情动。 秦士文一生为人正直忠厚，赤心报国，其家人也无不如此。 其妻张氏 (1659—1647)，娴淑儒雅，恤孤周急，深明大义。甲申春，闻明王朝废，哭奠于庭，嘱族人曰：“我家世受国恩，勿为不义。”遂率族人去县东北30里外云云山辟荆而居，里党闻讯而从。大清定后，户部以招抚令下，遂率族人入城。今原居处称司马岩或司马寨。张氏一生好为善事，出资在蒙山仙洞山阴建有“大士阁”。 其弟秦士桢，初授河南信阳知府，后任江苏高邮知府，才华横溢，卒于任。秦士桢与杨涟（字文儒，万历三十五年进士，湖广应山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东林党重要人物，因弹劾魏忠贤十二大罪状惨死狱中）情趣相投，关系密切，始终保持书信往来（《蒙阴县志》康熙十五版收录杨涟致秦士桢书信多篇）。秦士桢为人正直，其兄逝后，兄弟两家分房居田产，他坚持将财产分为五分，其兄四个儿子各得一份，他和其子秦珽共得一份。配李氏，诰封孺人。子一，秦珽，字佛民，廪生，娶新泰籍进士、密云知县徐光前之三女为妻（《徐光前墓志铭》）。继配徐氏。子二，长子秦之骢，庠生。次子秦之马囧，廪生。 秦士文长子秦琮，字用韬，拔贡，娶通判王尚忠之女。清顺治四年（1647年），流贼丁明吾部率兵攻打蒙阴县城，率众守城失败，与知县崔崶（顺治三年进士，河南长垣人）同时殉难。秦琮二子二女。长子秦之騄，庠生，娶举人郑之韩女。次子秦之驌，庠生，娶庠生李煜之女，顺治四年与父同时殉难。（《蒙阴县志》康熙十一年版）。长女许监生刘弼明之子，次女许庠生赵维璋之子。 次子秦玑（1602—1642），字用明，举人，气度庄伟，宏朗雅俊，娶监生王新命之女。崇祯十四年（1642），大灾之年，草根树皮尽为人食。秦玑出家中所藏，放粮赈灾，并焚烧借据，同时煮粥救助外来难民。时土寇峰起，攻打县城，秦玑率众守城，土寇中多有秦玑救助者，知秦玑守城，尽行散去。同年七月，史东明部攻城，自晨至夕，矢石如雨，秦玑冒生死协助官兵坚守，敌攻城不下退去。青州道台张公所称秦玑为“颛臾之长城”。十二月，史东明部李青山、朱连堂部率精锐骑兵攻城，气势浩大，官府让绅士发动百姓守城。时秦玑正准备进京参加半年后举行的癸未会试，其闻讯后毅然弃行：“吾家世受国恩，兵至辄先去之，于义不可。”遂于知县叶爚（字廷子，举人，陕西人）坚守东城，直至力尽同时被执。时秉义不屈，仰天长吁：“吾死城以报君，死宗庙以报亲，吾何悲哉！”时年40岁。事后青州道台扶柩泪涕横流：“此烈节当自题叙，用慰九原，以彰后世。”山西榆林兵备道按察使司副使兼兵部督捕司员外郎、提督山西学政张四教，为彰行其为国捐躯大义，亲笔写下《秦用明墓志铭》。秦玑死后葬于今新泰市汶南镇新庄村北，至今，镌刻着“丙子畿魁秦公用明之墓”的高大的墓碑仍存。秦玑一子一女。子秦之骥（字称甫，号方麓、耽野居士），廪生，娶兵马张瑞明之女。女许廪生张凤翔。 三子秦璿，字用敏，拔贡。学纯而正，文雅干练，娶通判张时英之女。清顺治四年（1647），于丁明吾作战中殉难。其妻孙氏宁死不屈同时被害。秦璿一子二女。子秦之骅，庠生，娶知县孔弘颐之女，与父同时殉难。长女许庠生牛显之子，次女许庠生高名芳之子。 四子秦珝（字用肃，号归愚、鸿雪居士），恩贡。气宇高旷，才华横溢，娶序班王尚礼之女。初任山西太原府太谷知县，时因战乱逃亡颇众，丁役混淆，秦珝整治秩序，救助苦劳，流移顿归。时民之徭役，势豪加倍取偿，剜尽穷民骨髓，秦珝刊石禁止，严加惩治，风气大改。太谷士疏日久，遂选拔其优者，亲自讲授，贫者济其财，弱者济其力，人文以盛。太谷时尚奢华，秦珝毁淫祠，倡节俭，惩奸疏，风气一新，乡人感其恩，立碑以记，并作德政诗颂其政德。后晋山西应州知府，颇有政声，著有《鸿雪集》。长子秦之駪，娶知府刘翰明之女.次子秦之马吉庠生，娶贡生孙琰龄之女。三子秦之马周，娶监生张沐之女。 秦士文女嫁庠生管恒之子。 顺治四年（1647），秦氏族人为守卫蒙阴城遭到丁明吾部空前洗劫和杀戮，气数大伤。秦士文两个儿子、两个孙子在守卫蒙阴县城中同时殉难。之妻张氏也因悲痛过度于当年十一月二十日去世。 椐秦珝《鸿雪居士序》记载：时族人“数百口半没于兵间，宇舍悉烬……遂接茅东山，因岩以栖，拾橡栗自给。素为膏粱，至是手足胼胝，一裘温蔽，累累如悬鹑”。明、清两次兵乱，秦士文四子中有三子为国捐躯，只有四子在外地为官幸免于难。故此,史有 “秦门多义士”之说（《蒙阴县志》康熙二十四年版）。因而，秦珝《鸿雪集》、秦敦嵃 (字硕亭，号师竹)《缘荷诗草》所收诗作多充满悲感之情，字里行间渗透着族人劫难后的悲凉、艰辛和抗争。 第六章 康熙南巡驻秦宅褒奖忠良 诗书传世古风范源远流长 明末清初族人遭受旷世之灾后，没有就此萧寂衰落，而是以更加顽强的意志，在优秀家族传统和丰厚文化底蕴的熏陶感召下，在东蒙这块广袤的土地上，生生不息、自立自强，以人格的力量和家族的实力赢得世人的认可乃至朝廷的敬重。 康熙二十三年（1684），东蒙秦氏迎来了入清后的第一次殊荣。十月十三日，康熙帝圣驾东巡，途径蒙阴，慕秦氏家族满门忠烈之名，驻跸太学生秦诜（字尔廷，廪生，侯补州同，秦士文曾孙，秦之骥之子）家中（东宅）之清闲阁。时值小雪。待臣奏：“明日小雪”。康熙帝喜其应候，十四日晨刻观蒙顶积雪。其间，皇帝于此围猎，问民疾苦，万民得观天颜，人情喜悦。按惯例，凡驻跸州县，特旨免24年之丁徭，蒙阴得以沾圣泽，秦氏家族声誉日隆（《蒙阴县志》康熙二十四年版）。 康熙三十七年（1698）二月，东蒙秦氏迎来第二次圣恩。康熙帝南巡二过蒙阴，第二次驻跸秦诜家中（《蒙阴县志》宣统三年版）。 康熙四十二年（1703）二月，秦氏家族迎来第三次圣宠。康熙帝南巡三过蒙阴，第三次驻跸秦诜家中（《蒙阴县志》宣统三年版）。康熙帝感其忠义, 临行前钦赠御碗十只（现仅存一只），并亲笔御书匾悬于大门之上。一代大帝20年间三次南巡同驻一家，在历史上可为罕见。 秦氏家族在明清两朝倍受皇恩，赤心报国，忠孝继世，诗书传家。有“贵登显要而勋业卓然一世者，有名震甲科文章籍于人口者，有出殉国难以气节而风励百代者，有内修于家敦善行而沾被一乡者”。明清两朝进士、举人，监生、贡生、廪生、庠生等以百人计。今天秦氏族人更是牢记祖训，恪守先辈之风范。虽几经战乱、地震和承传，原住宅等随着城市建设不见痕迹外，但族人仍珍藏着秦希夏七十大寿时京城达官贵人的贺寿诗和秦士文亲笔做序的《秦太翁寿章》原本及秦士文用过的端砚、印章等古物。为使子孙后代了解家族文化，秦氏祖谱也刊载了《诰命》《秦士文墓志铭》《秦用明墓志铭》《杨涟书信》《德政诗》《鸿雪集》等诗文信传的部分内容。可以说，东蒙秦氏是一个有着辉煌历史和优良传统的家族，愿她的后人秉承祖辈优秀文化，在新的时代求新进取，以崭新的业绩上慰古人，下励来者。 | 
发表于 2015-3-24 16: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