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的礼乐文化与“德”的观念

秦氏

    秦的礼乐文化与“德”的观念

    田延峰

    伦理观念是社会发展变化的产物，探讨秦的伦理观念必须以秦的历史发展为基础。西周晚期的非子是秦的第一个政治权威。秦襄公立国，并将秦的势力向关中地区扩张。从西周晚期到战国初期，秦迅速崛起，不断发展，并影响了当时整体的政治格局。

    一

    社会组织形式是伦理观念的社会基础。在西周晚期到战国初期，秦的社会组织形式并没有脱离当时整体的社会。秦在西周晚期也是聚族而居的。秦立国之后，宗族组织曾长期存在。秦有宗庙制度，在凤翔马家庄发现了春秋时期秦的宗庙遗址。秦有公族，即公之同族。[现藏广州博物馆的秦子戈（《殷周金文集成》11353）上有“秦子乍造公族元用”的铭文，意思为“秦子监造，公族使用”。近年来，有关“秦子”诸器的研究很受瞩目。关于“秦子”是谁，还存在争议，但正如李学勤先生指出的：“秦子戈、矛正是这样，君称‘子’，其军制不妨有‘公族’，即由秦子同族组成的军队。”见李学勤：《“秦子”新释》，《文博》2003年5期。]秦国除秦宗室同姓的公族外，存在异姓贵族。[秦公一号大墓出土的残磬铭文有“百生(姓)”，即指秦国的异姓贵族。见王辉：《秦出土文献编年》，新文丰出版公司2000年，第37页。]此外，秦还有世官制度。[ 20世纪初期，甘肃天水出土的秦公簋有“咸畜胤士”四字，陈直先生指出：“胤士为父子承袭之世官，《说文解字》：胤，子孙相承续也，从肉，从八，象其长也，从幺，象重累也。又《说文》训咸皆也，悉也；训畜，积也。本铭谓：‘悉积官职子孙相继承。’”见陈直：《读金日札 读子日札》，中华书局2008年，第68—69页。]在秦穆公以后，公族人物依然得到重用，在政治、外交、军事上多有建树。今见于史传的春秋时期的秦国公族人物有公子白、公子宏、小子慭、公子絷、公子鍼、公子蒲、公子虎等。

    秦在立国之前就受西周礼乐文化的影响，在西周晚期到春秋时期，与宗族组织相应，秦建立了完备的礼乐制度。礼乐器是礼乐制度的具象化，传世的、出土的秦的众多的礼乐器反映了秦的礼乐制度非常完备和严格。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秦的乐器发现较多，上博收藏一件秦公镈，日本、美国、台湾的收藏家收藏有秦公镈、秦公钟、秦子钟。大堡子秦公墓地出土石磬五件。大堡子山发现乐器坑，出土3件青铜镈和8件甬钟，2组10件石磬。在宝鸡杨家沟还出土了著名的秦武公钟镈。凤翔秦景公墓出土有残磬。[秦早期礼乐器的发现见李学勤：《秦国文物的新认识》，《文物》1980年第9期；万树瀛：《滕县后荆沟出土不其簋等青铜器群》，《文物》1981年第9期；李朝远：《上海博物馆新获秦公器研究》，《上海博物馆馆刊》第七集；李朝远：《上海博物馆新藏秦器研究》，《上海博物馆馆刊》第九集；李学勤、艾兰：《最新出土的秦公壶》，《缀古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李朝远：《伦敦新见秦公壶》，《中国文物报》2004年2月27日；戴春阳：《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地及有关问题》，《文物》2000年第5期；祝中熹、李永平：《遥望星宿——甘肃考古文化丛书•青铜器》，敦煌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116页；李学勤：《论秦子簋盖及其意义》，董姗：《秦子姬簋盖初探》，《故宫博物院院刊》2005年第6期；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2006年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祭祀遗迹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11期；《甘肃礼县西山遗址发掘取得重要收获》，《中国文物报》2008年4月4日；王辉：《秦出土文献编年》，新文丰出版公司2000年。]《史记·秦本纪》记载秦穆公曾对戎王使者由余说“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应该是真实的。

    诗是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周到春秋时，在礼仪场合，诗分为歌和诵两种。歌诗配以乐舞，诵诗常称为“赋”。春秋时的诵诗常常表达宾主的某种意愿，这种情况在秦国也很流行。《国语·晋语四》、《史记·晋世家》记载了秦穆公和晋公子重耳诗礼酬唱的情景。《诗经》中有《秦风》十篇，并且在春秋时期得到传播。《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了吴国公子季札来聘于鲁国，观周乐的过程，其中有对秦诗的评价：“为之歌秦，曰：‘此之为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夏与雅通，《墨子·天志下》引诗《大雅》曾作“大夏”。《论语·述而》：“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夏声”、“雅言”大约就是标准音，“歌秦”就被视为标准音。季札观周乐的时间是周景王元年（公元前544年），距孔子删诗的时间已经很近了，他又是在鲁国观周乐，“歌秦”至少应该包括今本《诗经》中的《秦风》的部分诗篇。

    二

    礼乐文化的内容非常丰富，国家的政治制度和人际交往的礼仪都被包括在其中。从国家制度来说，可分为嘉、凶、吉、宾、军；从人生礼仪来说，可分为冠、婚、丧、祭、乡、相见。可以说，礼乐文化包含了人与神、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各种规范。秦的礼乐文化是同样的，并在发展中体现出如下的特点。

    第一，人的行为受天命鬼神思想的约束。秦进行畤祭并具有强烈的天命思想。畤祭渊源于民间祭祀，秦将其转化为对天帝的祭祀。秦襄公立西畤，祠白帝；秦文公立鄜畤，祠白帝；宣公立密畤，祠青帝；灵公立上畤，祠黄帝，立下畤，祠炎帝；献公立畦畤，祠白帝。秦春秋早期的青铜器秦子簋盖铭文有“畤”字[见李学勤《论秦子簋盖及其意义》、董珊《秦子姬簋盖初探》两文，俱刊《故宫博物院院刊》2005年第6期，第21—26页、27—32页。李、董两先生对簋盖命名、器主、铭文断句、铭文训释等各不相同。但对铭文的第一个字都认定为“畤”字，且认为这件簋盖为春秋早期的器物。]，虽然铭文不全，难于准确了解相关的内容，但也说明秦的畤祭是非常重要的。在进行畤祭的同时，秦自认为是“受天命”而建国的。秦武公钟、鎛铭文开篇即说：“秦公曰：我先祖受天命，赏宅受或(国)。”[所引铭文见李零：《春秋秦器试探》，《考古》1979年第6期。]宋吕大临《考古图》卷七第九至十一页收录了秦公钟(实为鎛)铭文，传说1921年出土于甘肃天水，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的秦公簋铭文，内容都与秦武公钟、鎛内容相似，均有秦公受天命的内容。秦公一号大墓所出残磬铭文意为祈求上天以无境之土地赐于秦；秦的先祖神灵常在，得以配天，接受祭祀；祭祀时宗庙气氛庄严肃穆。[王辉：《秦出土文献编年》，第33－39页，42－43页。]秦立畤祭天帝和天命思想的结合是秦的国家起源论。在畤祭和天命思想的主导下，经过整理，秦的宗教祭祀进一步秩序化了，形成了帝、祖宗、各类杂祀的祭祀体系。此外，秦的巫术文化的残留比较多。

    第二，臣下对君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得到加强。春秋时期是所谓的“礼崩乐坏”的时代，各种对礼的僭越现象层出不穷，君臣关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秦国，君主有更大的权威，对臣下有更大的人身支配权，这点充分反映在秦墓的从死现象上。《黄鸟》记述秦穆公死后子车氏三良从死的史实，哀婉动人。子车氏三良是秦穆公之臣，他们的从死不是殉葬，而是出于君臣之义，依礼从死。春秋时期，君臣关系的确立，有“委质为臣”的制度，又称“策名委质”。 经过“策名委质”，君臣关系得以确定，臣下对君主必须效忠而无二心，直到身死为止。这种君臣关系，不仅仅是确立双方的权利、责任和义务，臣下个人对君主有很强的人身依附关系，君臣关系甚至超过父子关系。《国语·晋语九》也说：“委质为臣，无有二心，委质而策死，古之法也。”一经“策名委质”，臣下可以时刻为君主而死。秦墓中有些从死者棺椁齐备，显示出一定的身份地位，有些是国君的亲近之臣，应该就是按照礼的要求从死的。这反映秦的礼乐制度的强制性、约束性非常强。这使秦国的君主拥有更大政治控制力和社会动员能力，用于兴建巨大的陵墓等工程，进行军事动员。

    第三，战争对人与人的关系影响重大。秦的崛起和开疆拓土基本上都是通过战争的方式进行的，激烈的、长期的战争在秦文化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赞云：“故《秦诗》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其风声气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谣慷慨，风流犹存耳。”朱熹《诗集传》说：“秦人之俗，大抵尚气概，先勇力，忌生轻死，故其见于诗如此。”王照圆《诗说》云：“而秦犹雄厉，或以为水土使然。……且帝王不易民而治，彼强悍战斗之俗，独非忠厚仁让之道欤? ……秦晋之风多剽急，而少舒缓之体。……晋音迫促，秦音雄大。”《无衣》一诗是一首慷慨悲壮的诗歌，“与子同袍”，“与子同仇”，“与子同泽”，“与子偕作”，“与子同裳”，“与子偕行”，表现了临战的战士们同仇敌忾，声气相通，决心并肩战斗、奋勇杀敌的情景。

    第四，对自然进行赞美，对自然资源积极利用。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调整是伦理规范的一个重要内容。《秦风》中的一些诗歌描绘了自然风光，表现了秦地风俗，给人以美的感受。《蒹葭》一诗描写了白露凝霜，水边的芦苇一片苍黄，露水在阳光下闪烁生辉的景象。《终南》、《晨风》也都描写了当地的植被和景物。《石鼓文》中的《汧殹》描写了汧河河水丰沛，各种鱼儿游来游去的景象；《作原》描写了绿树成荫，百鸟鸣啼。《秦风》、《石鼓文》还反映了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车邻》中的“阪有漆，隰有栗”，“阪有桑，隰有杨”，“ 漆”、“栗”、“桑”、“杨”是当地的物产和植被，其中的漆树早已被人们所利用。《汉书·地理志》说：“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故《秦诗》曰‘在其板屋’。”渔猎是当时人们生活的重要补充。《驷驖》：“奉时辰牡，辰牡孔硕。”《石鼓文》中的《车工》、《田车》、《銮车》描写了盛大的田猎场景及各种野兽奔逃的姿态，《汧殹》描写了捕鱼的场景。既热情赞美自然，又充分利用自然，这是人们对待自然的总体态度。

    第五，追求寿考和祈求幸福。什么样的人生才是幸福的？在医学还不发达，人们生活还比较艰难的情况下，长寿是人们的渴望之一。闻一多指出，青铜器铭文中“祈眉寿”一类的嘏辞最为多见。[闻一多：《神仙考》。见闻一多著《神话与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65—194页。]应该说，西周晚期到春秋时期的秦人也不例外。不其簋铭文：“用丐多福，眉寿无疆，永纯灵终，子子孙孙，其永宝用享。”秦武公钟、镈铭文：“眉寿无疆，匍有四方。”《终南》：“佩玉将将，寿考不忘。”长寿是幸福的前提，这大概是人们生活经验的总结。

    在以上这些特点中，二、三两个特点更具有秦礼乐文化自身的个性。礼乐文化与“德”的观念密不可分，西周时期具有人文主义倾向的礼乐文化滋生了“德”的观念，要求“明德慎罚”、“敬天保民”。秦在具有自身个性特点的礼乐文化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具有自身特点的“德”的观念。

    三

    秦“德”的形成与激烈的战争环境和戎狄文化有密切的关系。激烈的战争使人能够更理性地看待成败得失，与戎狄文化的接触则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秦穆公时，戎使由余入秦，向秦穆公陈述戎夷之政，“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圣人之治也。”[《史记·秦本纪》。]由余所述的戎狄部族的上下关系，和中原地区华夏族的诗书礼乐之政不同，上对下有恩，给部属带来了现实的利益，下则对上报答以“忠信”，甚至不惜“以躯偿矣”，并明确地说这是“淳德”。由余所述的“德”的内容实质是以恩惠与回报为主体的价值观念。由余说：“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是戎夷之政，可见这种德的思想在当时的“中国”并不流行，秦也不以这种“德”相标榜。在与戎狄部落的接触中，在艰难的发展过程中，秦“德”发生了变化。

    对以恩惠与回报为主体的“德”的明确认识和主动地加以运用，主要是在秦穆公时期。《史记·秦本纪》记载秦穆公在秦晋韩原之战中被“歧下食善马者三百人”所救，并反败为胜。之所以如此，是“歧下食善马者三百人”“以报食马之德”，感谢秦穆公不治食马之罪，反赐以美酒。这个故事颇富传奇性，其要点在于说明秦穆公施恩而得到回报。秦穆公对歧下野人施恩是无意的，但结果给了他一个总结现实的机会，把恩惠与回报运用到实际的政治中去。秦晋崤之战后，秦国继续重用战败的将领孟明等人，孟明等人有一番举措：

    孟明增修国政，重施于民。赵成子言于诸大夫曰：“秦师又至，将必辟之，惧而增德，不可挡也。诗曰：‘毋念尔祖，聿修厥德。’念德不怠，其可敌乎。”（《左传》文公二年）

    秦“德”作为一种政治手段被运用于两个方面：一是用来缔结君臣关系；另一方面是用来处理与其他诸侯的关系。秦“德”以现实利益为基础，以恩惠与回报为内容，功利色彩浓厚而道德意味淡薄。在用“德”构建的君臣关系中，恩惠是某个君主所赐，回报也应是给君主个人，“德”完全个人化了，用“德”构建的君臣关系是一种新的君臣关系。秦穆公时，秦晋关系几经反复，其中始终贯穿着“德”的观念。

    西周晚期到战国初期秦的礼乐文化和具有功利色彩的“德”的观念，是在周王室衰微、诸侯争霸这种新的社会环境中，是在秦依靠自身力量独立走上政治舞台的过程中发展出来的，这既是对旧的文化模式的突破，又为后来的进一步的改革和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作者为宝鸡文理学院科技处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