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10大移民胜地之一——湖广麻城县孝感乡

①《中国移民史》第五卷第133页。
①《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第81页。
　　至于江西民众大量涌入江北地区的原因，我们赞同主要是逃避重赋的观点。江西在元末属于陈友谅的势力范围，即使在朱元璋统一全国以后，其残余势力仍然对明政权构成威胁。因此，江西地区长期遭受着明朝统治者的“重赋”待遇。　　朱元璋在洪武4年（1371）曾下诏曰：　　朕起布衣，深知民间疾苦。及亲率六师，南征北伐，……朕以中国精锐驻守遐荒，岂但风俗之殊，亦有寒暑之异，艰难万状，朕不忍言。然欲镇安吾民，必资守边之力，其于科征转运，未免劳民，理势相须，盖不得已。念尔江西之民，未归附时豪强割据，狼驱蚕食，资财空匮。及归附之后，供亿更繁，今已九年，其为困苦，朕甚愍焉。今年秋粮尽行蠲免，以济民难。……事有缓急，故恩有先后。咨尔人民，其体朕怀。②　　所谓“豪强割据”即是指陈友谅，陈友谅于至正23年（1363）为朱元璋所灭，至洪武4年正好九年。这个诏书明确说江西“归附之后，供亿更繁”，这正说明朱元璋在消灭陈友谅后，尽管江西“资财空匮”，还要加重江西的赋税负担，以至到洪武四年尚“其为困苦”。江西的这种情况，与江南一样，实际都是朱元璋对原先敌对势力占领区实行重赋政策的结果。　　然朱元璋仅减免了一年秋粮，并未降低江西的赋税科则。洪武21年（1388），南昌府丰城县民反映赋税太重，朱元璋才降低江西的科则。《明太祖实录》卷190记载：　　南昌府丰城县民言：农民佃管田一亩岁输五斗，诚为太重，愿减额以惠小民。户部定议一亩输四斗。上曰：“两浙及京畿土壤饶沃，输四斗；江西群（？郡）县地土颇硗瘠者，止令输三斗，著为令。”①　　但每亩3斗的赋税，对土地瘠薄的当地来说，仍然是属于重赋。事实也正是如此，南昌府在明代始终存在重赋问题。同样的情况还存在于江西的瑞州（今高安、上高、宜丰三县地）、袁州（今萍乡、宜春、分宜、新余等市县地）二府。这与麻城移民大多来自这几个地方的记载是一致的。　　我们再来看看黄州府的情况，弘治《黄州府志》：　　洪武24年,官民田地塘三万五千三百四十三顷七十九亩三分五厘，夏税小麦三千五百五十石二斗三升三合四勺，大麦八斤九两九钱六分……。秋粮米二十一万六千九百五十四石三斗九升三合九勺。（卷3）　　按上述税额计算，黄州府平均每亩税赋仅6.2升，只相当于南昌府的五分之一。在这种情况下，江西人口大量涌入麻城地区是势所必然的。　　事实上，麻城已成为一个移民中转站，既有麻城孝感乡人迁入四川，也有外地移民稍作停留后向四川迁移。最典型的如泸州《王氏族谱》序言所说：“予思我父讳九，母雷氏，亦历风尘跋涉之苦，先由河南地随祖讳久禄于洪武元年戊申十月内，至湖广麻城县孝感乡复阳村居住，新旧未满三年，奉旨入蜀，填籍四川，有凭可据。由陕西至川北，洪武四年辛亥岁八月十四日至泸州安贤乡安十四图大佛坎下居住。共计老幼男妇二十二名。”在麻城居留的时间才两年多。　　遗憾的是，孝感乡的人口输入量最终没有赶得上输出量的增长。到成化8年，动态平衡终于难以维持，孝感乡结束了自己输出和中转人口的任务，在麻城的历史上永远消失了！　　下面是明朝三个时点江西、湖广、四川三省的户口变化表，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孝感乡必然消亡的趋势。

表2：
年 代 江 西 湖 广 四 川
洪武14年（1381） 1553924户 8982481口 785549户 4593070口 214900户 1464515口
弘治15年（1502） 1363629户 6549800口 504870户 3781714口 253803户 2598460口
万历6年 （1578） 1341005户 5859026口 541310户 4398785口 262694户 3102073口
资料来源：洪武14年《太祖实录》，弘治15年、万历6年转引自方志远《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表2-7”。　　从上表可以看出，江西的人口持续下降。湖广的户口数大幅下降后，直到万历初仍未能恢复。而四川的户口则持续上升，洪武14年到弘治15年的121年间，增长幅度达77.4%。这样，孝感乡于成化8年被撤并也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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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麻城至四川迁徙路线
　　麻城移民入川的路线分水、陆两途。据四川省图书馆藏《湖北麻城王友山冯氏巴县谱系拾略》：“明末，王应熊以英年洪识，佐命燕京，后值蜀乱，奉诏赴川镇抚，在荆襄摒挡就绪后，由麻城携祖公友山、祖婆冯氏，暨诸兄嫂子侄全家男女溯江而上，至渝城驻跸。”此为水路入川。又石柱县《秦氏繁衍史•传记》：“秦公讳安司逸其字，湖广麻城县孝感乡人也。……元季遭徐寿辉乱，安司公偕兄弟七人入蜀，自荆州石码头分袂，俱散处蜀中。”此为先由水路入川，到荆州后水陆并进者。《万县何氏家族史料汇编》：“子孙世居湖北麻城孝感高家堰、洗脚河、太平坝、千家村、凤凰山一带，皆其族也。传至二十余世，至元末明初洪武二年己酉岁，松、柏、梓三人品投来川。……因岳母隆（龙）氏年迈随后岳父杨仕虎。行至长溪河，丈婿二人骑马过河，以姓氏更名曰杨何溪。”此为陆路乘马入川。　　根据明人黄汴《天下水陆路程》、程春生《士商类要》、明清两代官书及地方志书，我们可以大略勾勒出入川的道路里程。水路为：麻城至湖广武昌240里、武昌府夏口驿至荆州府荆南驿965里，荆南驿至四川夔州府永宁驿860里，永宁驿至重庆府巴县朝天驿1360里，朝天驿至成都府锦官驿2235里，全程5660里。陆路为：麻城至黄安90里，黄安至黄陂120里，黄陂至孝感县120里，孝感至云梦县40里，云梦至德安府60里，德安至随州130里，随州至枣阳130里，枣阳至襄阳140里，襄阳至巴东县930里，巴东至四川巫山县120里，巫山至成都府城1620里，全程3500里。
五 孝感乡迁川人口辨正
　　综上所述，元末明初，麻城孝感乡迁川人口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元末随明玉珍入川的军人及其家属；二是明初入川的麻城土著；三是江西移民在麻城居住数代或数年后入川的人口。这当然是一个庞大的移民群体。但我们并不否认这个庞大的群体里面存在着误籍与冒籍的情况。下面试作粗略辨正：　　第一，孝感县误籍为孝感乡。元至正17年（1357），随明玉珍入川的部队和随军家属，据曹树基先生估计有40多万人。①这40万人中有相当一部分麻城人，也有相当一部分孝感县人。这部分孝感县人的后代或口耳误传，或家谱中仅记祖籍为“湖北孝感”，就极可能误为麻城孝感乡人。但需要说明的是，这部分人数量十分有限。因为入明以后，孝感县是没有人口输出能力的。明初，孝感县与安陆、云梦、应城和随州同属德安府管辖。由于元末战争的破坏，使这一地区的人口消耗极大。查《明史•地理志》，洪武初年，德安辖区仅有云梦县未被省废，其余各州县皆是洪武13年复置的，而德安府也降为州，从属黄州或武昌府，至洪武13年才复为府。康熙《安陆县志》作者说：“闻之老父言，洪武初大索土著弗得，惟得城东老户湾数户而无其人，乌兔山之阴空土以处者几人而无其舍，徙黄麻人实之，合老妇孺子仅二千人，编七里。”①明确指出迁入的移民为黄州府之麻城人。孝感县《夏氏族谱》在谈到自己的祖籍时说：“荣二祖，其先麻城太平乡古井巷人，明洪武初迁徙天下富民充伍，公偕李孺子徙居孝感县。” 又据广水市政府网站《历史述要•明初江西移民应山》介绍：“就保留下来的姓氏族谱看，应山现有十之八九的姓氏，均为明朝初年至明朝中叶从江西、安徽、麻城过来的移民，而以麻城移民为多，所谓‘麻城过籍’便由此而来。”又据麻城市第一中学教师郑重建先生说：“1984年元月，笔者在省参加《布谷鸟》编辑部举办的全省业余骨干作者培训班学习期间，邂逅原孝感县文化馆馆长宋虎先生（此人为楚剧《双教子》的编剧，湖北省民间文学研究会理事）。先生年龄60开外。其时，宋先生见我来自麻城，甚为高兴，他亲切地称我为‘小老乡’。我觉得很新奇，便问：‘先生何以称晚辈为老乡呀？’答曰：‘我们孝感民间有一种民俗，把睡觉说作是回麻城去了，因为老辈有许多人自称原来的祖籍便是麻城’。”　　第二、本县移民冒籍孝感乡。这又有两种情况，一是来自麻城其他乡的移民冒籍孝感乡；二是成化8年孝感乡撤消以后，来自原孝感乡辖区的移民仍自称祖籍孝感乡（甚至还有自称是明末清初迁自孝感乡的）。这两种情况历明清两代而不衰，但这种冒籍无关弘旨，因为他们冒的是“乡籍”而非“县籍”，他们毕竟是真正的麻城人。　　第三、外地移民冒籍孝感乡。这种情况的发生，主要是因为四川移民中麻城孝感人在各地的势力都很大，为优化自己的生存环境而冒籍孝感乡人。也就是民国《南溪县志》所说的“（孝感乡）人众势强，土民或他兵冒籍以自求庇”。曹树基先生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引民国《云阳县志》所举该县向、何、谭、孙、于、张、贾、李、王诸大姓，都说是“明洪武年间自麻城迁入”的例子，然后说：“向氏是鄂西、湘西典型的蛮族大姓，是不可能迁自麻城的。”①实际上就是肯定向氏属冒籍之列。但此论也略显武断，向氏为鄂西、湘西典型的蛮族大姓是事实，但他们可以先迁到麻城，取得麻城籍以后再迁四川。就如曹先生所说的“既有麻城孝感乡人迁入四川，也有外地移民在孝感乡稍作停留后向四川迁移。有些外地移民在孝感乡停留时间很短即入川，有的则定居数代成为土著后再迁移。”②麻城向氏正是后一种情况。据四川长寿《向氏支谱》载,其族于“元人入侵时,为避战乱,文秀由湖南沅陵迁湖北麻城县,生子爵禄,安居乐业。不知相传数代,至本支始祖万恩公住麻城县孝感乡向家坪、中坝、陈家沟一带(现麻城市松鹤乡)”。　　上述误籍和冒籍情况的存在，是客观事实。对此，我们并不讳言。但如果因此而否定整个孝感乡和那些孝感乡先民的历史存在，则未免以偏概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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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不要重演“大禹是条虫”的闹剧
　　最后，我们想谈谈邓经武先生那篇大作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　　第一，没有充分地占有资料。众所周知，要想否定一个定论，除了必须掌握并否定所有支持这个定论的材料以外，还应尽可能的找到新的反证材料。可惜的是，这两者邓先生都没能做到。我们注意到邓先生没有引用过《麻城县志》，研究一地历史而不研究其地史志，令人颇感奇怪。是不是清代三部《麻城县志》邓先生手头都没有呢？当然，邓文引了谭其骧先生“地方史志不可偏废，旧志资料不可轻信”的话，以否定族谱资料和地方史志的可信性。但谭先生强调的是要通过分析和研究后再加利用，这是稍有常识的人都能读懂的话。不知怎么吓得邓先生连看都不敢看。　　第二，逻辑推理错误。邓先生先罗列了麻城县和孝感县的有关史料，证明了两个地名的不相干，推论出“麻城县和‘孝感乡（县）’是两个互不隶属而并行的同级行政地区”。并由此得出结论：“湖北省麻城县孝感乡”是一个纯属虚构的、子虚乌有的地名！我们且不说这个推理过程中将“孝感县”偷换成“孝感乡（县）” 的问题（偷换概念也是逻辑错误），仅就这个“因为A与B无关，所以A与C必然无关”的推理公式，我们就不敢恭维。　　第三，囿于先入之见不能自拔。因为只知道有个孝感县，故陷入以证明孝感县的存在来反证孝感乡不存在的泥潭。　　第四，史料为我所用。邓文虽然对地方史志表现出一种令人费解的厌弃,甚至骂康熙版《成都府志》和《明清史料》“只是骗人的‘鬼话’”。但他也有连族谱资料都愿意使用的时候，当然，这就要看这些材料是否能为我所用了。如蜀州火井塘《杨氏家谱》、民国版《荥经县志》，还有咸丰《云阳县志》。最有意思的要数对《云阳县志》的引用了。邓先生在试图证明四川土著多于移民时说：“咸丰版《云阳县志》载：‘邑分南北两岸，南岸民皆洪武时由湖北麻城孝感奉敕徙来者’，也透露出‘北岸’是土著原居地的信息。”但是，请读者不要上当，《云阳县志》紧接着说：“北岸民则康熙、雍正间外来寄籍者，亦惟湖南北人较多。”我们怎么也看不出哪里“透露出‘北岸’是土著原居地的信息”。学问做到这个份上，大家还能说什么呢！ 　　总之，孝感乡的存在是一个不容置疑的问题，孝感乡作为全国八大移民基地之一的地位是无法动摇的。我们不敢想象：从600多年前直到现在，涉及数十代人；从湖北到四川，跨及数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大家都在共同“虚构”和编织着一个“子虚乌有”的孝感乡的神话。据曾在网上与邓先生讨论过孝感乡问题的周启志先生写信告诉我，说邓先生祖籍也是麻城中馆驿镇的邓家榜。我想，如果邓先生的始祖是明成化八年以前迁川的话，那么准确的祖籍地也应该是孝感乡！　　二十世纪初，中国史学界曾出现了一股强烈的“疑古”思潮。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讲，疑古是无可厚非的。在更多的情况下，疑古恰恰是学术进步的动力。但后来弄出一个“大禹是条虫”的惊世之论出来，让大家都目瞪口呆。我们希望，在移民史研究领域，不要重演这样的闹剧！